2013 年，中国 15—64 岁人口达到 101041 万人的峰值。第二年，就业人员达到 76349 万人的峰值。两条曲线相隔一年先后掉头向下。[1][2]
再往前三年，2010 年，总抚养比降到 34.2%——每 100 名 15—64 岁人口，对应 34.2 名少儿和老人。这是国家统计局该表所覆盖的 1982 年以来最轻的抚养负担。到 2024 年，这个数字回到 45.8%，介于 1999 年的 47.7% 与 2000 年的 42.6% 之间。[1]
三个年份、三条曲线的转折点集中在 2010—2014 年。此后的变化不再是“增长放慢”，而是方向改变。2024 年 9 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，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[3]
本文用国家统计局《中国统计年鉴 2025》的两张表回答三个问题：抚养负担经历了怎样的变化，劳动年龄人口和实际就业人员是不是一回事，以及延迟退休改变了什么、没有改变什么。年龄结构和抚养比来自表 2-4，就业人员来自表 4-2；抚养比由年鉴直接公布，不是本文的计算结果。[1][2]
上一篇《14 亿之后：中国人口从增长转向收缩》讨论了总量、出生死亡和年龄结构的长期变化。本文接着看这些变化如何落到劳动力上。
抚养比的 U 型：2010 年是底部
抚养比衡量的是每 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“负担”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。它有三个：少儿抚养比（0—14 岁比 15—64 岁）、老年抚养比（65 岁及以上比 15—64 岁），以及两者相加的总抚养比。[1]
1982 年，总抚养比是 62.6%，其中少儿抚养比 54.6%、老年抚养比 8.0%。当时的抚养压力几乎全部来自孩子。此后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，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，两股力量方向相反、幅度不等，总抚养比因此先降后升。[1]
图1：1982—2024 年三个抚养比。抚养比由年鉴直接公布，非本文计算。1983—1986、1988—1989 年该表无数据，图中按年份定位、线段直连。数据来源：国家统计局《中国统计年鉴 2025》表 2-4；作者整理。[1]
2010 年的 34.2% 是这条曲线的底部。此后总抚养比转为上升，2022 年达到 46.6%，2023、2024 年略有回落，2024 年为 45.8%，十四年间净回升 11.6 个百分点。[1]
需要注意曲线上的两处台阶。1999 年到 2000 年，15—64 岁人口从 85157 万人跳到 88910 万人；2019 年到 2020 年，又从 99552 万人降到 96871 万人。这两处不是一年之内真实发生的变化，而是人口普查年份对数据的修订。年鉴说明指出，普查年份的数据为普查推算数，其余年份主要为年度抽样调查推算数，部分年份依据普查结果修订。[4] 观察长期趋势时，这类台阶应当被理解为数据校正，而不是人口的突变。
少儿与老年的此消彼长，还差最后一步
把总抚养比拆开，能看到更具体的过程。1982 年到 2024 年，少儿抚养比从 54.6% 降到 23.0%，减少 31.6 个百分点；老年抚养比从 8.0% 升到 22.8%，增加 14.8 个百分点。[1]
2010 年之前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快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，总抚养比因此走低。2010 年之后，这个关系反转：少儿抚养比大体落在 22.1%—26.2% 之间，老年抚养比却从 11.9% 一路升到 22.8%。总抚养比的上升，几乎全部来自老年部分。[1]
到 2024 年，少儿抚养比 23.0%、老年抚养比 22.8%，相差 0.2 个百分点。两条线已经非常接近，但在年鉴口径下尚未交叉。
这里有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，需要专门说明。上一篇文章提到，2025 年全国 1% 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5.87%、0—14 岁人口占 15.25%，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超过少儿人口占比。[5] 那是年龄占比口径，分母是总人口，时点是 2025 年 11 月 1 日；本文的抚养比口径分母是 15—64 岁人口，数据截至 2024 年末。两个口径的交叉时点不同，不能互相替代，也不能拼成一句“某年老年超过少儿”。
劳动年龄人口不等于就业人员
15—64 岁人口是一个年龄区间内的人口数，它不说明这些人是否在工作。实际在业的规模由另一套统计回答：就业人员。[2]
图2：1990—2024 年 15—64 岁人口与就业人员（年底数）。两个口径不完全对应，差额不等于失业人口。数据来源：国家统计局《中国统计年鉴 2025》表 2-4 与表 4-2；作者整理。[1][2]
两条曲线几乎同时见顶：15—64 岁人口在 2013 年达到 101041 万人，就业人员在 2014 年达到 76349 万人。到 2024 年，前者为 96565 万人，后者为 73439 万人。[1][2]
两者之间一直有差额，2024 年为 23126 万人，约 2.3 亿。这个差额不是失业人口。它包含在校学生、料理家务者、已经退休的人、失去劳动能力的人，以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。就业人员的统计不设年龄上限，理论上也包含 65 岁及以上仍在工作的人，因此它并不是 15—64 岁人口的严格子集。仅凭这两条曲线，无法拆分差额的构成。[2]
图中只画到 1990 年为止是有原因的。年鉴说明指出，1990 年及以后的就业人员数据根据劳动力调查和人口普查推算，1991—2019 年非普查年份数据已按历次普查修订。[2] 1989 年的就业人员为 55329 万人，1990 年为 64749 万人，一年相差 9420 万——这是口径变化，不是真实增长，把两段直接连成一条曲线会产生误导。
就业结构同期也在改变。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从 1990 年的 38914 万人降到 2024 年的 16298 万人；第三产业从 11979 万人升到 35866 万人，并在 2011 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，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部门。[2]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的同时，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一直在进行。
延迟退休改变了什么
2024 年 9 月 13 日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《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》，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[3] 主要内容包括：
- 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 60 周岁逐步延迟到 63 周岁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 55 周岁的女职工延迟到 58 周岁，两者均为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；原法定退休年龄为 50 周岁的女职工延迟到 55 周岁，每两个月延迟一个月。[3]
- 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后，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，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；也可以弹性延迟退休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。[3]
- 从 2030 年 1 月 1 日起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十五年逐步提高至二十年，每年提高六个月。[3]
四部门在解读中把政策背景表述为顺应人口发展趋势、充分利用人力资源，并提到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。[6]
需要区分两件事。延迟退休没有改变本文前两张图里的任何一条曲线：15—64 岁人口的规模由几十年前的出生人数决定，抚养比是这个年龄结构的算术结果，两者都不因法定退休年龄的调整而变化。
延迟退休改变的是制度边界——哪些人被算作“应当退休”。同一批 60 岁到 63 岁的人，在旧规则下属于退休人口，在新规则下属于在职人口。它影响的是就业人员这条曲线，以及养老保险的缴费人数与领取人数之比，而不是人口本身。
这个区分决定了本文能回答什么。“延迟退休能缓解多少”是一个关于制度效果的问题，回答它至少需要知道：分年龄的实际就业率、政策实施后的实际退休行为、弹性退休条款被使用的比例，以及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变化。这些都不在本文使用的两张表里。年龄结构数据能说明的是压力的来源和方向，不能给出制度效果的数值。
判断趋势之后
从 1982 年到 2024 年，中国的抚养负担走完了一个 U 型：2010 年触底于 34.2%，2024 年回到 45.8%。构成也完全改变——1982 年的抚养压力有 87% 来自少儿，2024 年少儿与老年几乎各占一半。[1]
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3 年见顶，就业人员在 2014 年见顶，之后总体下行，但不是逐年递减：就业人员在 2023 年回升，15—64 岁人口在 2024 年比上年增加 337 万人。这不是某一年的政策或事件造成的，而是几十年前的出生规模、随后的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上一篇讨论的出生人口收缩，会在十五到二十年后继续传导到这里。
继续跟踪这个过程，有几类指标值得留意：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决定压力的增量；就业人员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差额变化，反映实际参与劳动的比例；分年龄就业率和实际退休年龄，则关系到延迟退休究竟改变了多少行为。这些数据大多需要等待新的年鉴、劳动力调查和社会保险统计公报。
在此之前，更确定的是老年抚养比仍会上升。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3 年见顶后总体下行，但 2024 年已经出现回升，短期波动仍然存在，长期方向要以新的年鉴逐年校正。
参考资料
- 国家统计局：《中国统计年鉴 2025，表 2-4 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》。
- 国家统计局：《中国统计年鉴 2025，表 4-2 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（年底数）》；口径说明另见《表 4-1 就业基本情况》表下注释。
-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：《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》，2024 年 9 月 13 日通过。
- 国家统计局：《中国统计年鉴 2025·人口篇简要说明》。
- 国家统计局：《2025 年全国 1%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》。
- 中国政府网：《顺应人口发展趋势 充分利用人力资源——四部门详解延迟退休办法》。
